张伯苓:一生专注南开,坚信教育救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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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伯苓:一生专注南开,坚信教育救国

撰文|陈远

张伯苓(1876-1951)

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,原名寿春,字伯苓。1876年生于天津。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,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,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严修家馆。1904年,张伯苓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,定名敬业学堂。1907年,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,即民间所称“南开”,建成新校舍,遂改称南开中学堂。1918年着手筹办南开大学,1919年秋正式开学。1937年以前,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,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,培养出不少人才。

教育片言

只许往前走

张伯苓为教育四十余年而不辞辛劳,有人问他当中的秘诀。张伯苓说:“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,左右两眼被蒙着,只许往前走,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!……我只知道往前走,决不说‘成了,可以乐一乐啦!歇一会儿再走’。赌博的人不是风头顺就下大注吗?我也是如此———往前进。”

1911年,中国近代史上“私立大学的拓荒者”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已经毕业16年了。就在张伯苓毕业的第二年

(即1898年)

,光绪皇帝颁布“明定国是”诏,宣布开始维新变法。同年,京师大学堂创立

(即今日北京大学)

,教育新潮在陈旧的大清体制中开始萌发。

“美满的事”

张伯苓弃水师而从教育,契机也在1898年。当年5月,张伯苓随“通济”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山东。清政府接受日本占据的威海卫,旋即拱让给英国。张伯苓感到“欲救危亡,非造就人才不可;欲造就新人才,非兴办新教育不可。”

胡适在《教育家张伯苓》一文中记载,张伯苓目睹这一切,深受刺激,喟然发叹:“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,取下太阳旗,挂起黄龙旗;第二天,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,挂起米字旗。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,乃深深觉得,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,全靠新式教育,创造一代新人。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。”

几个月后,张伯苓开始在严修家馆任教。严修,近代史上被封尘已久的一个名字,张伯苓和南开之所以能在日后风生水起,实得益于严修。晚清变法,袁世凯受命在直隶天津先行尝试,在天津兴办教育成绩斐然的严修落入袁世凯的视野。当时袁世凯在教育上的主张,多出自严修,袁世凯尝言:“吾治直隶之政策,曰练兵,曰兴学。兵事我自任之。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,吾供指挥而已。” 可见严修的重要。

不过,严修与袁世凯的交情,还不在于兴办教育。1908年11月,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施以辣手,袁“仓皇出都,旧识无敢与通讯者,惟学部侍郎严范孙修独抗疏,讼言进退大臣,应请明示功罪,不宜轻于斥弃等语……”1909年1月5日袁离京,只有严修和杨度二人陪着落魄孤单的袁,一直把他送到车站。之后袁世凯东山再起,炙手可热之际,严修却拒绝了袁世凯邀其入仕。一介布衣,笑傲公卿。

南开之所以为南开,和严修与北洋的渊源是分不开的。

所以,胡适说: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,自南开初创时起,这是一件美满的事。

政治运动的局外人

1911年,38岁的张伯苓在严修家馆

(1904年改为南开中学)

教授了13年。因严修的帮助,此时的张伯苓,在天津已崭露头角,成为颇有名望的乡绅了。

自1908年皇族内阁成立之后,在野派的政治活动也日趋激进化,******活动此起彼伏。年长张伯苓六岁的天津教育家温世霖,便是当时天津的重要人物之一。1910年,全国******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之际,温世霖先后六次参与******,其中有一次更是作为******书的领衔人,率领数千群众到总督署******,首开全国发动群众************之端。11月4日,清廷发布上谕,宣布于宣统五年

(1913年)

召开国会,不准再******,否则按法惩办。1911年1月7日晚,当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下令将温世霖逮捕。

陈夔龙逮捕温世霖后不交司法部门,未经任何审判而定罪。在天津各界引发不小震动。1月8日晚八点,直隶省绅界齐集天津县议事会,公推张伯苓为临时会长,共议挽救温世霖的办法。先由温世霖之弟温励庵报告被捕情形,次由张伯苓、杜小琴等报告此事发生原因,最后决定用个人名义上书直隶总督“诘问被拘理由”,当场拟定上书稿,签名者26人。次日上午赴督署,清廷只延见张伯苓一人,告知“明谕其罪多系充军,诸君无须过问”。张伯苓辞出,拟晚间齐至南开学堂再拟办法。当日严修的记述中有记载:“伯苓来谈支英

(温世霖,字支英)

事。”

当日张伯苓与严修谈了些什么,无从得知,可能老成持重的严修并未表态,因为严修早已得知,温世霖之被捕,“北京政府意也”。

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。至此,张伯苓所能做的,便是使温世霖创办的普育女学堂维持不辍。而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。

不美满的结局

张伯苓在1911年这段与政府的交涉,不知对其有何影响。不过,此事之后不久,张伯苓因“心气不足”,向严修请假去北戴河休养,也许与当时局势有关。

武昌起义爆发后,革命潮流波及天津,学生离散,南开中学一时陷于停顿。学校经费捉襟见肘,张伯苓与所有教员停支薪俸,会计只发半薪,只有工友数人照给工食。11月,学生才逐渐来校,张伯苓决定合并班次继续上课,当学期的学生学费减半。南开几近难以为继。这是南开校史上第一次面临严重困难,也是南开与国运相始终的开端。

1937年,七七事变之后,南开大学、中学因为平时爱国抗日的缘故,于7月29日、30日被日军以轰炸机炸毁,蒋介石闻讯后安慰张伯苓:“南开为国家牺牲了,有中国即有南开”。南开声名,一时鼎盛。就在南开被炸毁不久,张伯苓的爱子在前线牺牲。张伯苓得知后说:“我本人出身水师,今老矣,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,而今吾儿为国捐躯,可无遗憾了。”激愤之情,难以表述。

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,张伯苓以“衰老多病,不利远道”为由,谢绝了蒋介石父子请其去台湾或美国的劝请,留在大陆。身体原因固是不容忽视的因素,不过,他去世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天津聚会时得意地宣称:“咱南开到处有校友,北京有周恩来,在台湾还有吴国桢。”由此来看,张伯苓选择留下,也许心中有某种把握。

不过,曾经在1948年*********“行宪国大”之后出任考试院长的经历,成了张伯苓在新时代的“政治污点”,1950年南开校庆,他早早准备去参加相关的活动,南开中学却不允许他进入,而南开大学也只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一般席位。

1951年,张伯苓凄凉辞世。

张伯苓一生,多专注于南开,少与政治有涉。晚岁在政治风浪中跌宕起伏,更有非个人所能掌控的因素。1911年因为教育与政治产生的那一段关联,则宛如这位身后凄凉的拓荒者生命中不经意的一段小插曲。像很多1909—1911年间的政治运动一样,天津这次小规模的抗议运动,无疾而终,甚至于今天翻开来看,也未必能检视出更大的政治意义。不过,1911年,张伯苓对于当局的无奈,却是当年许多学人的普遍遭际。

黄钰生吊张伯苓

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、为中国,辛辛苦苦,劳碌奔波,到处碰壁,失败了再起来,起来了又失败,愈失败愈奋斗,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,也是一代人师。但是需要提醒的是,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,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。他是真诚的爱国者,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,也由于他爱国情切,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,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。 

黄钰生(曾任南开大学大学部主任和秘书长)

黄钰生吊张伯苓

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、为中国,辛辛苦苦,劳碌奔波,到处碰壁,失败了再起来,起来了又失败,愈失败愈奋斗,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,也是一代人师。但是需要提醒的是,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,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。他是真诚的爱国者,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,也由于他爱国情切,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,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。 

黄钰生(曾任南开大学大学部主任和秘书长)

本文撰写参考了《张伯苓年谱》、《南开大学校史》、梁吉生《张伯苓的大学理念》等著作

作者 :陈远;

编辑:张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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